（《读荀》）至宋代，程颐对荀子的评论，则走向了极端，如说：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，此言极好，非见得孟子意，亦道不到。
孔子要弟子兴于诗，为培养君子儒人格提出了一条具体实施路径，这一路径既是教育的，又是文学的，也是文化的。‘乐所以和人心，故非乐不成。
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如此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如此。因此，兴于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兴起于《诗》的文本，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学诗兴起学者的君子之志，这种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质，也包含了情感态度，可以是见贤思齐的好善之德，也可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恶恶之心。孔颜乐处的确是可以寻觅而得的，因为它有具体的为学进路让求学者能够通达。正是这种辩证关系，体现出孔子儒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，受到后人重视，也值得我们珍惜。《论语》记载有孔子关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许多论述，如云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
这样说来，孔子所云兴于诗，就是要求弟子通过学诗兴起其养成君子人格之志。子曰：‘女奚不曰：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方外者虽游人世，却如同无闻无见，故云遗其耳目。
畸人也即无对之人，方外者的主要特征即汲汲追求独一之天，偏于虚静无为，从而对世间的种种变化视若弃履，绕过方内生存，直接冥契天道。总之，在庄子看来，天人并非仅有两极，在常人与真人之间，还有仅知人之所为者。其一，丘，天之戮民也。这一区别已然暗示庄子并不以方外之人为真。
此语是仲尼对自身所处之境的总体刻画，纵然再有无可奈何，仍然要委身于人间世中。但两方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：拥有对生死的焦虑，差别仅是面对此焦虑的态度和做法不同。
而真人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则是不相胜，天人内外根本没有高下之别。对池中的鱼而言，只需在池水中游走就自然得到滋养，无需滔滔大水。由此，仲尼与拘于方内者不同（如子贡），与方外者更不相同，而是处在两者之间，正可谓前述知人之所为者。其一可称为隐逸说，庄子以跳出人间世的隐逸者为真人，因其摆脱了俗世烦扰，故能返归其真，安于逍遥之境。
但道术既然无所不在，那么它如何可能只在方外而不在方内？在此意义上，畸人显下于真人、圣人一等，只能说为君子。两说相合，方可明方内之术亦有高低之别，穿池而养给和无事而生定显然比呴濡和诉诸好恶更为切近道。一言蔽之，可内可外、即内即外方为真人所应许之道。凭借其所具有之知，能够知生之所有事，故能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。
仲尼对方外之人还有一整体评价：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若依此说，既然人在庄子的眼里可有可无，那么对天人关系的讨论也并无必要。
但吕惠卿解恐怕更合文义，相造指无内外之隔，即使在方内，仍可达于道。相与于无相与指表面上彼此相互亲和，似有关系的交互，但在本质上仍是无相与。
但类至人仍有所不知——不知天之所为。两方虽皆较之于庸人更切近于道，但因仍以生死为待，故与真人隔了一层。彼以生为附赘悬疣，以死为决溃痈，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。此说出现的背景是仲尼将自己界说为方内者，将临尸而歌的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诸人称为方外者。但在相造乎道之上，还有相忘乎道一层，毕竟穿池无论如何也有功用的参与在，忘生忘形唯真人可达致。现在是站在人生界中而同时采用宇宙界的立场……若该说成立，则问题又转为：天人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合说？身处人间世，又如何能处于天的立场？对于这一问题，有两种常见解释倾向。
与之相应，人只需在方内无事即可生定。真人是知之至者，而知人之所为者仅达到了知之盛。
方外者非真人既然方内之人非真人，是否意谓方外之人为真？仍需有辩。万物生化是人所无法掌控和预料的，用人之所知去养此不知，实际上是以知养生，此生显非庄子所论养生之生，更多是指形体之生。
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。而将自己的生命全然委身于方之内之人，都是天之戮民，仲尼对此有清楚觉知。
庄子先借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之口云：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。虽然穿池而养距离人之最终所归的江湖与道术仍隔了一层，但对空有圣人之德而无圣人之才者来说，仍然是最为切近道的行为了。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？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庄子进而把类至人所患概括为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
一派注家认为，游方外者并非真人，仲尼所代表的游方内者才是真人（如船山）。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。
故曰，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人之生也，不可须臾离道，不能离道则方内外皆可相忘，又何必独求畸人之侔于天，而畸于人？结语：游世之真人依据上述分解，可明见两方各持一端，皆非真人。
在《齐物论》中，庄子明言万物之间并非隔断，而是相通为一，万物的独立特性也依托于作为大宗的一。游乎天地之一气亦指其只重整全之一，忽略气之有分。
此外，仲尼还有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一说，对方外者所游之处作了进一步摹状。这一思路在古代注家和当代学人中皆有从者，但若庄子以隐逸为真，即使表面讲方内者通过修养能达致方外，但以方外为尺度仍不免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在此意义上，穿池而给养正是《大宗师》作者对知人之所为者所给出的理想处境。相较于相忘，二者虽以不同的方式切近于道，又各有所偏，而反之真人当不立方内方外之名。
其实，庄子所期许的真人当为身处方内又能行方外之事的游世者。钱穆在《庄老通辨》中亦有类似言说：若由纯乎天的立场，即宇宙界的立场，则根本无彼是之分。
相与于无相与指表面上彼此相互亲和，似有关系的交互，但在本质上仍是无相与。此说出现的背景是仲尼将自己界说为方内者，将临尸而歌的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诸人称为方外者。
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。对于这类人而言，其知定有所待的对象，从上下文看即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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